高觉虽然是高句丽皇族，但能够单独领军，自然不是纨绔子弟，而是实打实在边境带兵，劫掠打仗多年的老手。
所以他听到箭雨声后，第一时间就翻滚到战马下方闪避，成功保住了性命。
但他的战马和身边兵士...
桓氏回信写得极尽委婉，却字字如刀，句句藏锋。他先以“兄长厚爱，弟感铭肺腑”起笔，继而笔锋一转，称“温公遗训在耳，不敢轻忽婚事；然青州新定，幽燕未宁，边烽屡警，士卒枕戈，若此时大张鼓乐、广宴宾客，恐为外敌所窥，亦伤将士之心”。话虽谦抑，实则将主动权稳稳握在手中——婚期可定，但地点须由我择；礼制可循，但仪程须因势而变；迎亲可赴，但夫人赴临淄观礼，方合“兵凶战危之际，家国一体之义”。
信末一笔尤见深意：“闻郗夫人素重节义，前岁于建康设粥棚赈流民，又捐私财修曲阿学舍，乡里称颂。今青州初复，庠序凋敝，若得夫人亲至临淄主理崇文馆事，教化童蒙，抚慰遗民，则非惟桓氏之幸，实乃青徐士庶之福也。”此语一出，便将郗夫人离京之事，从“避祸脱身”悄然升格为“以德化民”的朝廷义举。既堵住朝中清议之口，又为后续行动埋下无可辩驳的正当性——谁若阻拦，便是阻挠教化、蔑视妇德、漠视青州民生。
桓冲收到此信，于灯下反复默读三遍，终将信纸轻轻按在案角，嘴角微扬。他唤来心腹幕僚，只道：“传令下去，即日起拟《请移司隶校尉治所疏》，奏请朝廷将洛阳司隶校尉署暂迁荥阳，以利统辖河南诸郡、协防黄河渡口。另备《荐贤表》一份，力荐顾恺之为司隶校尉行府长史，兼领洛阳留守事——他既已坐镇半年，熟知城防、粮秣、军械、民情，若骤然易人，反致动荡。”
幕僚迟疑：“顾参军虽能干，然资历尚浅，骤居高位，恐难服众。”
桓冲抬眼，烛火在他眸中跳动如星：“服不服众，不靠资历，靠的是活命本事。如今谁敢去洛阳？谁能在姚苌数万羌骑与慕容垂两万燕甲夹击之下，守满一月而不失寸土？顾恺之守了六十日，函谷关箭楼未塌半座，邙山烽燧未熄一盏。这还不够服众？”
他顿了顿，指尖轻叩案面：“再拟一道密笺，送至建康郗超处——不必提婚事，只说‘青州缺医少药，尤乏产科良手，郗夫人若能携女医数名、药典数部南下，必解燃眉’。郗超丁忧未满，不便干政，但为母奔走，天经地义。”
三日后，建康震动。郗超虽在守丧，却连夜召见郗恢，兄弟密谈至鸡鸣。郗恢拂晓出府，直趋尚书台，面见吏部尚书王彪之，呈上桓冲所拟《荐贤表》副本，并附一封亲笔短札：“顾恺之者，非徒桓氏之臣，实天下之柱石也。洛阳存，则中原气脉不断；洛阳失，则荆扬门户洞开。今无人肯往，唯此人已驻其中，进退皆忠，生死不贰。若朝廷疑其资浅，臣愿以身家性命为保。”
王彪之阅毕，默然良久，忽问：“郗君以为，桓氏此举，是为固权，还是为救局？”
郗恢答：“二者本是一体。权若不固，何以聚力？局若不救，权亦成灰。今北地糜烂，晋室危如累卵，桓氏若倒，谢氏独木难支；谢氏若溃，王氏岂能独全？唇亡齿寒，不在庙堂虚文，而在函谷关外那一道夯土城墙是否坍塌。”
王彪之颔首，当日便签发敕令：擢顾恺之为司隶校尉行府长史，加振威将军衔，赐金五十斤、绢二百匹，准其于洛阳开府置佐，专理防务、仓廪、刑狱、屯田四事。敕令末尾特加朱批：“凡洛阳军政，事急可专断，后奏不咎。”
消息传至临淄，桓氏正在校场检阅新募的齐郡弩手。听罢军报，他并未喜形于色，反将手中马鞭缓缓插入鞍鞯铜环，凝望北方铅灰色的云层。身后亲兵只觉主公气息沉静如古井，却不知那井底正有暗流奔涌——顾恺之得此敕令，等于朝廷亲手将洛阳的生杀予夺之权，交到了一个二十有九、无根基、无世族倚仗的寒门士子手中。这既是殊荣，更是绝境。从此往后，顾恺之再无退路：他若守不住洛阳，便是天下笑柄，桓氏亦将背负“荐人失察”之责；他若守住了，声望必将凌驾于诸多世家宿将之上，成为青徐士林新的精神旗帜。而这一面旗帜，将永远飘荡在桓氏与朝廷之间那条摇晃的钢索之上。
桓氏转身，对副将道：“传令，即刻于临淄东郊筑坛，名曰‘崇文’。三日内，征召青州通晓《周礼》《汉书》《水经注》者三十人，不论出身，但求精熟。再遣快马赴吴郡、会稽，请王羲之幼子王献之、谢安侄子谢玄，务必于月内抵临淄——不是为婚事，是为共撰《青徐地理志》。此志须详录山川险隘、水道漕运、屯田旧址、羌胡聚落，尤重洛阳至荥阳三百里间每处可设烽燧、每段宜筑坞堡之地形。”
副将愕然：“王谢二公子，岂肯为区区地理志奔劳？”
桓氏目光如铁：“你只管传令。告诉他们，此志若成，非为记述山河，实为重绘天下棋盘。谁执笔，谁便握有未来十年北伐的舆图之钥。王献之善草隶，谢玄精兵略，二人合璧，方得真章。”
当夜，桓氏独坐书房，展纸濡墨，亲笔誊抄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一段：“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，晋人伐诸蒲城。蒲城人欲战，重耳不可，曰：‘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，于是乎得人。有人而校，罪莫大焉。吾其奔也。’”抄毕，他将此页压于镇纸之下，又取新纸，写就一封致王谧的密信：“……姚苌屯兵姑臧，所募羌骑多为凉州旧部，习于沙碛驰突，不惯中原坚城。然其军纪松弛，掠民为常，每破一垒，必纵兵三日。近闻其前锋已至弘农，距函谷不过百里，然所过之处，民逃田芜，十室九空。此非劲旅，乃流寇也。故弟以为，与其严守函谷，不如示弱诱敌，使姚苌生骄——彼若倾力攻城，粮道必长；粮道既长，伏兵可设。然伏兵须精且隐，非临淄兵不可。临淄兵素习丘陵伏击，更识羌人号角密语（注：青州近年收编小月氏降卒数百，通其语）。弟已命部将王允之率三千锐卒，假扮流民，沿洛水西行，散入渑池、新安诸县。彼等不带兵刃，唯携锄锸、盐袋、粗布，扮作逃荒百姓。若姚苌果入彀中，王允之自会于其粮队过崤山隘口时，以盐融雪，毁其驮马蹄铁，再掘断涧道，使其辎重陷滞三日……”
信至此处，桓氏搁笔，吹干墨迹，却未封缄。他唤来心腹文书，命其将此信内容，分拆为五份，分别寄往邺城桓伊、伊阙关桓冲、广陵郗超、建康王珣，以及——最末一份，用火漆封印，由两名死士护送，星夜驰往襄阳，交至正在整训水师的桓石虔手中。
他深知，真正致命的一击，从来不在陆上。
姚苌纵有十万羌骑，终究是旱鸭子。而黄河以南，水网纵横，洛水、伊水、汝水皆可通舟。桓石虔麾下新练水师五千，艨艟斗舰百余艘，正枕戈待旦。若姚苌主力被诱入函谷以东狭长谷地，而桓石虔水师忽自孟津渡逆流而上，焚其浮桥、截其归路、断其粮船——那时羌人引以为傲的铁骑，便成了困于泥沼的羔羊。
这才是桓氏真正的“驱虎吞狼”之局：他不驱慕容垂咬姚苌，而是让姚苌自己撞上桓石虔的刀锋；他不让朝廷与桓熙争洛阳，而是将洛阳变成一块磁石，吸住所有野心家的目光，而他自己，早已悄然将手指，伸向了黄河的脉搏。
七日后，王允之部果然在渑池东山发现姚苌前锋营踪迹。彼时羌骑正劫掠一村，烟焰蔽日，哭声震野。王允之按兵不动，仅遣三名通羌语的斥候混入逃民之中，探得关键消息：姚苌已遣其弟姚硕德率精骑五千，绕道熊耳山北麓，欲袭荥阳侧后，逼顾恺之分兵——此正中桓氏下怀。因熊耳山北麓，正是当年秦将白起坑杀赵卒之地，山势陡峭，古道仅容单骑，两侧尽是千仞绝壁。王允之当即下令：全军化整为零，昼伏夜行，直插熊耳山咽喉要隘“鹰愁涧”。
同一时刻，临淄崇文坛上，王献之正俯身丈量一方汉代界碑残石，谢玄则蹲在泥地上，用炭条勾勒崤山隘口的等高线。风卷起两人衣袂，碑影斜斜切过谢玄眉峰，像一道未愈的旧疤。他忽然抬头，望向东南方向，轻声道：“王兄，你说，若当年白起在此设伏，不用刀兵，只用盐与火，能否困死四十万赵军？”
王献之头也不抬，笔尖微顿，墨点溅上界碑裂痕：“盐融雪，火焚栈，山崩则路绝——此非困敌，乃绝其生路。白起若用此法，赵军或可少存三成。”
谢玄笑了，笑声低哑：“三成？够了。只要活着的，便是种子。”
远处，桓氏立于高台，望着两个年轻身影在暮色中交谈。他身后，一面尚未升起的军旗在风中猎猎作响，旗面素白，未书一字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那上面终将绣出什么——不是桓字，不是顾字，而是“晋”字。一个被五胡铁蹄践踏多年、却从未真正熄灭的晋字。
而此刻，在洛阳城头，顾恺之正披着薄氅，独立寒风。他脚下，是刚被修复的函谷关箭楼；他眼前，是姚苌前锋燃起的十里连营篝火。火光映亮他清癯的脸颊，也照亮他腰间那枚新授的振威将军铜印。印文尚新，棱角锐利，硌得他肋骨生疼。
他没有回头，只对身旁亲兵道：“传令，今夜起，函谷关所有箭楼，彻夜悬灯。灯油加倍，灯芯加粗。再令邙山各烽燧，每柱烽火旁，增置三面铜锣。若见敌骑逼近十里，第一通锣；逼近五里，第二通；逼近三里，第三通——锣声一起，不必等将令，箭楼弓手，尽数登垛。”
亲兵不解：“长史，夜悬明灯，岂非为敌军指路？”
顾恺之终于侧过脸，月光下，他眼中竟无半分惧色，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平静：“灯若不亮，他们怎知此处有人守？锣若不响，他们怎信此处真敢战？姚苌要的，是一个胆怯的洛阳；我要给他的，是一座醒着的城。”
他仰头，深深吸入一口凛冽空气，仿佛要将整个中原的寒气都纳入肺腑：“去吧。告诉将士们——今夜之后，函谷关不再是一座关，而是一只眼睛。它睁着，就没人敢闭眼睡觉。”
风骤然猛烈，卷起他袍角，猎猎如旗。那面素白的旗，仿佛已在洛阳上空，无声招展。